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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的一万名湘西土匪：自我救赎苦战于朝鲜

从湘西山林到朝鲜战场，一万多名湘西“土匪”在五零年代走上了自我救赎之路

（解放军进山剿匪）

1962年8月，朝鲜战场上杀敌最多、获勋章最多的志愿军战斗英雄金珍彪，带着一等功臣勋章，回到了湘西张家界武陵源区的故乡小山村。

然而，金珍彪的归来没有英雄赞礼，也没有族人的嘘寒问暖、家长里短，迎接他的只有无数冷漠、戒备、警惕的眼神。此时，他并非英雄，而是被打入了另册的“罪人”。

不久后的一个月黑风高夜，金珍彪只身走进深山老林，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野人生活……

金珍彪命运落差的根源，是他曾经的“湘西土匪”身份。

（战士在悬挂剿匪标语）

“兼职”土匪

湖南省境，自常德西行进入沅江、酉水流域，直到湘黔交界处的新晃，这一大片区域，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湘西。

湘西重山叠岭、滩河峻激，又多密林深洞，是土匪们绝佳的天然藏身处。湘西又是苗汉混杂之地，民风桀骜彪悍，因此自宋代以来匪患一直不断，更在晚清民国数十年的战乱中空前壮大。

到1949年，整个湖南有18万土匪，其中湘西占了10万以上，是全国土匪最集中的区域。

民国之世，土匪在湘西更是一种显赫职业，有的巨匪甚至跻身地方名流，甚至取代地方政权。他们安排山民生产粮食与鸦片、收取税收，然后购买更多更好的军火，控制越来越大的山区地盘。

权威之外，口碑也是湘西土匪们维护地盘稳定的重要依赖。新晃巨匪姚大榜，健步登山如履平地、手持双枪弹无虚发，却也经常身穿长衫、手握文明棍，一副斯文做派。他还单独出资兴办小学，延请名师为学生讲授新式课程，又经常获邀主持乡间纠纷仲裁，俨然德高望重的“老辈子”。

如此种种，这时的“湘西土匪”，不少更接近于结寨自卫的地方自治武装。此外，10万湘西土匪中，只有少数真正的职业土匪，绝大多数是“兼职”他们无事为农，有事则拿起枪跟随团伙行动，但通常不会骚扰地方。

而他们入伙的原因，往往是被“贪官污吏坏保甲逼到无可奈何时，为自保或另谋生路携枪入伙，并非乐意为匪”，金珍彪就属此类。

（解放军拉网搜剿八面山师兴周残部）

“黑脑壳”参军

不过，“湘西土匪”千百年的好日子，随着被湘西人称为“红脑壳”的解放军大举进驻，终于在1950年前后走到了尽头。

1949年9月中旬，解放军第38军由常德挺进湘西，先后解放了湘西10余座县城。然后，在9月下旬，47军、46军136师、38军114师等主力部队也奉命进入湘西，决心彻底清剿“黑脑壳”站在国民党这边，准备与“红脑壳”死磕到底的10万湘西土匪。

“黑脑壳”们虽然彪悍骁勇，但却是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大势中仓促整合在一起的，人数的优势及个体战斗力的强悍，并不能弥补难以协调、心思不一造成的致命混乱。此后两年间，新晃姚大榜、芷江杨玉清、古丈张平、八面山师兴周等名动一时的“黑脑壳”，陆续被精锐的解放军正规军击破、歼灭。

（解放军在湘西十万大山中清剿土匪）

到1951年2月，解放军共“歼匪92081人”、宣布数百年湘西匪患基本肃清。

与此同时，湘西新建立的各级中共政权，开始着手处置3万余名被俘、投诚，乃至曾经干过但早就歇手了的土匪们。其中2万多名“职业土匪”，以及“有血债”的人，陆续被处决。剩下金珍彪等1万多“罪恶较轻”或有“立功表现”“积极悔过”的土匪，被集中关押“学习改造”。

1950年12月，金珍彪正在离家不远的佛塔坡古庙里“集训”。一同关押在这里的上千人中，几乎每天都有十多人被枪决，地点是金珍彪所在小阁楼对面的那片小森林。

每天临窗看着外面的毙人场景，金珍彪不知何时会轮到自己。终于有一天，门外忽然有人喊他的名字，金珍彪当时心头一跳。

进来的是解放军梁排长，正对着他微笑，不像是要拉他去枪毙的样子。梁排长居然是来问他是否愿意参军，“去朝鲜跟美国鬼子打仗”。金珍彪并不清楚5000里之外的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但依然急切地回答“愿意”。

也是1951年初，曾任古丈县“巨匪”张平手下副大队长的孙家怀，“天天听政策，听受害老百姓的控诉，以为要枪毙我”。尽管曾被安慰“你是带了五六十条枪过来的，是功臣”，他心里还是极不踏实。有一天领导询问“朝鲜打仗了，你们愿不愿意去”时，他第一个报了名。

此时，朝鲜战争已经进行了大半年，驻扎湘西两年之久的47军也奉调入朝作战，顺便将金珍彪等一批“身手较好、罪恶较轻”的“黑脑壳”也编入军队带走了，后来因为在朝鲜战场减员严重，又陆续在湘西筛选了几批。

张家界的金珍彪、宋德清，还有新晃的蒲德美、蒲昭义、蒲德厚，以及沅陵的孙家怀、向明清等，就这样先后去了朝鲜。

（永顺军分区剿匪部队抓获匪首）

死里逃生

出发那天，胸佩大红花的金珍彪被乡亲们敲锣打鼓、夹道欢送出山口。多年后，金珍彪说，他当时想起了被枪毙的那些人，“后怕又庆幸”。

如果说，金珍彪、孙家怀只是急于摆脱无法自主的未知命运，那么对于沅陵县乌宿乡的张平匪部机枪手向明清来说，去朝鲜就是一个死中求生的契机。“虽然他是投案自首，但是按照政策，我们当时还是打算要枪毙他的”，今年82岁的杨先树老人说。因为向明清在其土匪生涯中，“背了七条人命”。

杨先树当年任职沅陵县公安局，是当地选送土匪入朝一事的负责人。筛选中，他发现已在“勾决”名单上的向明清枪法神准、打点射面百发百中，觉得人才难得，便请求公安局长刀下留人，“这个人民愤大是大，但到朝鲜去，未必会投降美国人，估计他民族感还是有的”，因此建议改送朝鲜“戴罪立功”。

“局长一开始没答应，考虑了几天，同意了”，向明清逃过一死。

也有乐观者，如沅陵明溪口镇今年80岁的谢根生老人。谢根生的“土匪”身份，仅仅是因为当土匪头目的叔叔，给他弄了一支枪，而当时15岁的谢根生不愿意入伙，便拖着枪回了家。1950年，他向政府上交了那支“土匪发的枪”，然后继续回家务农，“没给关监狱”。

（发动群众参加剿匪斗争大会）

但在一年后，谢根生接到政府的“学习”通知，去了才知道是填写“自愿入朝”申请表。谢根生当时觉得，参军入朝可能是一个“出人头地”的机会，于是爽快地填了表格。

土匪和军人，历来是湘西青壮年的两大“主流职业”，而无论是从土匪到军人，抑或从军人到土匪，对他们来说都是再自然不过的身份转换，并没有多少心理障碍。

以凤凰“竿军”为例，这是自清代中期至民国一直活跃在湘西的苗族雇佣军，他们彪悍勇猛，素有“无湘不成军，无竿不成湘”之说。后来，它便成了湘西军人夸许勇武的傲岸自称。

清朝灭亡后，世代当兵吃粮的湘西“竿军”们，只有两条路可走，要么参军为国出力、血洒疆场，要么沦为土匪，湘西土匪因此空前壮大。而民国政府与历代王朝政权对待土匪的手法一样，剿不动便抚，于是请土匪头目当县长的有之，当国民正规军营长团长的也有之。

姚大榜就曾被政府招安过，但当了几个月国军正规营长后，觉得“没意思”，便带着整营人、枪，又回到湘西继续当土匪。此外，即便是蒲昭义这样的“兼职土匪”，在入伙前也大多有从军或充任地方保安团丁的经历。

湘西兵匪的界限，由此模糊不清、难分彼此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金珍彪、孙家怀等人的积极报名，除了急于摆脱囚徒身份之外，未尝没有和谢根生一样的从军发迹梦想。

（《乌龙山剿匪记》中的匪首田大榜就是以姚大榜为原型塑造）

异域战场

湘西剿匪胜利纪念馆中保存的资料数据显示，1949年到1951年，湘西的沅陵、会同、永顺3个专区，共关押土匪3万余人进行教育改造。其中1950年到1951年，在镇反运动中处决2万余人，剩下近1万人随47军赴朝作战。

在湘西十余县中，仅沅陵一地，杨先树就曾亲手送出370人，而张家界市永定区也有300人之多。此外，湖南永顺军分区还将“湘西土匪”编了一个补充团。

从此，“金珍彪”们由一个未知的命运岔口，到了另一个未知的命运岔口。

然而，最初走上战场的许多“黑脑壳”，连军籍都没有。

杨先树回忆，当时公安局长给他布置任务时的说法，是“找批身体健康、罪恶不大的，准备充军去”。换言之，他们穿着志愿军服装但并非正式军人。但面临的艰险，与一线血战的军人们并无区别。

金珍彪回忆，过鸭绿江后就“一路急行”，7个通宵后，终于在9月中旬赶到朝鲜的南洋里，在天寒地冻中全力抢修被美军炸毁的机场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要负责全力清扫一颗颗未爆炸弹。

在南洋里的那段日子，令金珍彪至今记忆深刻：“35公斤重的炸弹，从空中投下来能陷入地下2米深，听着定时器咔嚓咔嚓的跳动声，我心里直发憷。”因为它们随时会爆炸。

尽管艰险若此，但因为走上战场而摆脱了囚徒身份、甚至逃过处决的“黑脑壳”们，依然有着强烈的自我救赎意识。

（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）

金珍彪说，他从到朝鲜那一刻起，就抱定“洗罪立功，重塑人生”“有十成力气绝不只使九成”。战场危局时，他们也要拿枪压到一线。终于，在经历了大小数十场战斗后，他成了一名机枪手。

他的老乡宋德清，是因为全家l0口人种3亩薄地，生活甚是艰难，于是和弟弟宋海桥一起入伙宋占元匪部拥枪掳掠。后来宋德清投诚后反省说：“当时为匪实在是为生活所迫，有田有地，有吃有穿，谁愿意干那千人指万人咒的勾当呢？”

宋德清尚且如此，在土匪这行远比他“职业”的向明清，更是怀着死里逃生的感恩之心走上战场。杨先树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，向明清在朝鲜“非常勇敢，立了战功”，复员回家后还特意来千恩万谢，称“给了重生的机会”云云。

至于国家为什么要参与朝鲜战争、这场战争该不该打、有没有意义，正如谢根生所说的“想不了那么多”，只记住“当时政府告诉我们，美帝侵略朝鲜，接下来恐怕还要侵略中国”。这个此前从来没有出过湘西的少年，在期盼出人头地的同时，也因能为国征战而心神激荡许久。

（志愿军同装备精良的美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）

或许这正是杨先树所说的“民族感”湘西人素有为国征战不居人后的传统。如抗日战争期间，在湘西凤凰县，每一批新应征子弟出发为国征战时，家乡父老总要在城门口打出“竿军出征，中国不亡”之类的横幅送行。

1937年11月，以湘西凤凰籍官兵为主的国民革命军第128师，奔赴浙江嘉善狙击侵华日军第六、第八两个师团，靠着肉搏白刃，喋血苦战7昼夜，成功阻击了日军，而全师官兵伤亡3/4之多，以至于凤凰城中家家挂白幡出丧。

后来被称为“巨匪”的张平，也参与了这场血战。他从沅陵招了300名壮丁，组成763团团部直属通讯连走上前线。这支部队在嘉善几乎全部牺牲，打到最后只剩张平和沅陵桐木溪的李疤子两人，同7、8个日军背靠背拼刺刀。而他们竟然一口气砍翻几个日本兵、吓跑其余，奇迹般回到了驻地。

（抗日战争的惨烈以至于凤凰“家家挂白幡”）

另类英雄

特殊的时代背景，与湘西这片土地上独特的群体心态，兼之过硬的军事素质，最终造就了朝鲜战场上一群勇猛无匹的另类英雄。47军一位师政委将之总结为“枪法准，能吃苦，特别能打仗”。

然而，这群半辈子在湘西山林间打转的汉子们，此时完全无法想象，他们即将面对的，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海量坦克、重炮、飞机，这是一场至为惨烈的碰撞。而“黑脑壳”表现之顽强、优异，同样超出了人们的想象。

多年以后，原47军军长曹里怀将军在《湘西剿匪史稿》定稿座谈会上说：“湘西土匪大多是贫苦农民，逼上梁山的。你们想象不到他们在朝鲜打仗有多勇敢。他们打出了国威。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战死了，很壮烈，我常在梦中念着他们……”将军说到动容时，忍不住泪水潸然。

在朝鲜3年间，金珍彪、宋德清等随47军连场血战，其中最为惨烈的，或许是1953年3月的老秃山攻坚战。

老秃山，又名上浦防东山，位于朝鲜驿谷川南，是通往汉城（今首尔）的要塞，战略位置至为险要。自1952年6月起，交战双方在朝鲜中部反复拉锯，志愿军曾先后5次攻下该高地，但均被美韩军反扑夺回。

连场血战后，这座山上草木皆无、一片焦土，从此有了“老秃山”这个别名。1953年3月，志愿军以47军第141师423团再次攻击老秃山，宋德清、金珍彪都在这支部队中。

（朝鲜战争让全世界对志愿军刮目相看）

这一次，他们的对手是联合国军哥伦比亚营一个加强连、美7师20个排以及两个搜索班，还有一个坦克连。在正面约500米、纵深不到百米的阵地上，联合国军共构筑了明暗堡195个、形成了以15、16、17号高地为支撑点的坚固环形防御体系和密集火力这又将是一场恶战。

1953年3月23日晚19时30分，4分钟炮火急袭后，志愿军发起冲击。金珍彪、宋德清所在的三连是尖刀。冲锋中，机枪手金珍彪和董明竹配合作战，齐力开火，连掏美军17个暗堡，护着旗手把红旗插上了老秃山主峰。

但惨烈的搏杀才刚开始。联合国军全力反攻中，金珍彪和营长郝中云背靠背抱着机枪扫射，打死不少敌军，自己右腿也中了3弹。等到他从战壕爬出来时，“组长、班长，还有红旗手、弹药手都已经牺牲了”。

刚喘口气，迎面就冲上来10多个敌人，金珍彪赶紧举起机枪胡乱扫射。但美军燃烧弹也紧接着丢过来了，阵地马上变成一片火海。金珍彪抱着机枪，就势滚下一道深沟，衣服烧没了，背部、臀部也都被烧伤了。直到天黑，浑身烧伤、血口子淌着浊黄脓水的金珍彪才被战友们发现，第三天转移到山下，抬进军用卡车送回了后方战地医院。

金珍彪受伤脱离战场时，老秃山的战斗还在继续，打到最后只剩宋德清一个人。在他牺牲前不久，他的弟弟宋海桥也在昭阳江247 号高地上战死了。战后统计，金珍彪共歼敌165人，成了杀敌最多、获勋章最多的志愿军战士。志愿军总部则授予他一等功臣、二级战斗英雄称号。

金珍彪之外，还有沅陵寺溪口的姜长禄，在上甘岭战役中以一个连坚守阵地半个月，打死敌人近2000人，自己4次负伤，荣立三等功；和金珍彪一道参加老秃山战斗的桑植县的张福祥，则战至全班最后一人，立了大功；泸溪的符胜虎也先后立大功一次，小功三次，并提升为志愿军连长。

（向志愿军投降的联合国军俘虏）